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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说北宋的经济已经超越盛唐，对此你怎么看？

北宋的富庶和社会经济繁荣程度，不仅远超盛唐，甚至可以说宋朝是中国两千余年封建历史中的巅峰。

北宋人口首次过亿

先说人口，国家富裕的标志之一便是人口，北宋时期人口最高时近1.3亿，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超过1亿，唐朝最高峰时近8000万，与北宋差距达5000万，要知道北宋疆域远小于唐朝。

造成人口差距的一个主因就是江南地区的开发，隋唐时期江南便已经得到开发，大量北方中原地区人口逃避战乱前往潮湿的南方，并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急需的人口。

到了两宋时期，江南地区历史上首次超越北方，成为中国经济中心，跟北方比起来，南方的环境更适应农业生产，有足够的产出“苏湖熟天下足”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。

北宋重视商业发展，赋税能力极强

北宋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重视商业发展的时期，改变了以农为本的策略，再加上人口、农产品、收入的增长，促进了商业贸易。

北宋时期，岁入基本在8000万贯以上，最高时达到1.5亿贯，要知道那时候没有清末的大规模关税，纯靠商业税、农税等，加上盐、铁、盐等专卖，这个数字令人震惊，要知道这一数字直到清朝末期才被超越。唐朝时岁入在2、3千万贯，在两者人口差距五千万的情况下，北宋如此高的收入只能说明当时商业贸易极度发达。

再举个例子，北宋时期开始，城市是没有宵禁的，而唐朝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。进一步说明北宋生产力发展，促进了生活质量发展和提高。而且当时的汴京、扬州、杭州、南京、成都等城市人口都超过百万，你敢想象这是在一千年前么。

北宋军力弱？无稽之谈

说起宋朝，这个朝代不像强汉盛唐，给我们留下了汉族、唐人的称呼。但是宋朝，绝对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特色的一个朝代，尤其是对文人士大夫们来说，生活在宋朝，正是生逢其时，也用当其时。宋朝的领土面积不及盛唐时的三分之一，但他创造的GDP，却是盛唐时的两倍，在城市发展、人口规模、科技水平、文学繁盛等方面，都远远超过盛唐。在宋朝，吃货们开始体验到了煎、炸、烤、煮、蒸、爆、溜、炖、拌等中式烹饪产生的美食；在宋朝，“交子”纸币的首次出现，让人们知道到了什么是“数钱数到手疼”；在宋朝，作为臣子可以敢在皇帝面前据理力争时，将口水溅到他的脸上不用担心杀了你；在宋朝，挂画、点茶、烧香、插花等“四般雅事”，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；在宋朝，实行了户籍制，并有了城乡“二元结构的户口”；在宋朝，毕升的活字印刷术，完全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“诺贝尔科技奖”……所有在今日头条上进行回答问题和创作的朋友们，大家在键盘上敲出的字，都是宋朝人给我们留下的“宋体”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宋朝是城市化率最高的一个朝代，有学者的研究显示，北宋的城市人口占到了20.1%，南宋时达到22.4%。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研究后认为，南宋鼎盛时期的城市化率可达到30%。而清代中叶（嘉庆年间）的城市化率约为7%，民国时才升至10%左右，到1957年，中国城市化率也不过15.4%。

了解北宋的繁荣程度，从《清明上河图》中就可以做出多个版本的解读，虽然南宋的画师未能向张择端那样留下类似《清明上河图》那样的宏卷，不过南宋杭州文人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、周密的《武林旧事》、耐得翁的《都城纪胜》与西湖老人的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，让人们知道了当年临安城不逊于汴梁城的繁华。13世纪末，意大利商人马可·波罗来到杭州，立刻被临安的繁华所惊呆，他说：“跟杭州相比，他的故乡、当时可能为欧洲城市之冠的威尼斯也不过是一个破旧的村庄”。14世纪上叶，阿拉伯旅行家伊本·拔图塔在见识了杭州的繁盛之后，也说：杭州下面的六个市镇，“每一个都比西方任何城市大”。大约同时代的罗马教皇使者马黎诺里，同样感叹杭州就是“世界上第一流的、最大的、最富有的、人口最多的、总之是最了不起的城市”。因为城市人口快速增长，宋朝在北宋时就出现了独立的城市户口，当时称为“坊郭户”，与“城乡户”相对，凡居住在城市的官员、士绅、商人、小商贩，城市手工业者、雇佣工、一般居民，都计入坊郭户。坊郭户出现，是中国古代首次开始建立并运用制度统计城市人口，显示了市民阶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，一个全新的市民社会正在形成当中。

宋朝是开科取士最盛的王朝，中国古代解决“寒门学子”入学最好的就是在宋朝，开科取士时每榜录取的进士数目扩大了10倍以上，录取面积涵盖城乡。这可不仅仅是“扩招”后的不重质量，所有被录取者都会有体面的工作，“夸官三日”“衣锦还乡”“净水泼街”等高调官办行为，让录取的学子们享尽了荣光。据研究者统计，两宋三百一十九年，通过科举考试录取进士及诸科登科人数超过10万名，是唐至五代登科总人数的10倍、元代的100倍、明代的4倍、清代的3.8倍。在这10万多名宋朝进士中，“寒门学子”超过半数以上。穷苦孩子出身、三任宰相吕蒙正撰写的《寒窑赋》，写尽了“寒门学子”通过上“大学”，尤其是做官后的甘苦心情和人间情态。

由于宋朝造纸和印刷术的成熟和推广应用，人们感觉到用金属做货币流通实在是不方便，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(公元1011年)，四川16户富商连保印交子，用一色纸，印树木房屋人物等图案，加押印信，各户都设置红黑二色相间的暗记。以贯为单位，面值不限，常常是万贯、百贯持交子者要用现钱时可持之变现，也可直接使用交子。于是，纸币在中国正式出现，拥有“万贯家财”，是普通市民追求的小康目标。随着纸币在宋朝出现，随之出现的信用制度、担保制度也开始应运而生。

我们今天的“一日三餐”制，也是在宋朝开始的。要知道，在宋朝以前，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普通民众，可都是每天吃二顿饭的。由于宋朝的繁荣，人们有时候开始请客吃饭，客人往往都赶在中午的时间，而且在早晚请客都不是最佳时间，于是一些官员、文人请客时就开始安排在了中午，关于中午请客宴请的诗词，在陆游、范成大的词作中，都可以找到。官员们在酒楼里“吆五喝六”的吃饭，普通市民感到很新颖，也觉得在中午吃饭是很好的方式，于是就拉长了早、晚饭的时间，改为一日三餐。自此，一日三餐传习至今，之后，煎炒溜炸等烹饪方式开始相继出现了。

如果要论宋朝的各个“第一”，会有很多很多。正是由于宋朝的经济繁荣、文化昌盛，他的亡国，才更加让人们感慨。宋朝的发展历史说明，“文治”必须要有“武功”保障，而光有“武功”没有“文治”，江山基业也不会太久，短命的元朝就说明了这个问题。当然，一个朝代的更替，是多种原因造成的，作为一朝君主，是否具备“文治武功”的能力，统筹社会长久协调发展，这是宋朝留给人们更多的反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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