武汉疫情父母隔离孩子独自在家(武汉隔离病人)

我是在腊月二十九日联系上芊芊的。当日上午10时，武汉因新冠肺炎疫情被封城。她很着急。她的母亲和父亲在不同的医院被隔离。她的母亲病情严重，父亲病情轻微。我弟弟也确诊了，但医院拒绝接收他，他就在酒店房间里自我隔离。她担心病房里身体虚弱的母亲得不到照顾。

除夕夜，我们又聊了聊，她的心情也变得清晰起来。早些时候，她的母亲告诉她，在隔离病房里找到了护理人员。她花了一天的时间四处奔走，帮父亲购买了免疫球蛋白。她从汉口买药一路跑回家。当晚12点，武汉要封江。

大年初一中午，她发微信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。她哭着喊道：“我没有妈妈了，我没有妈妈了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江城冬天寒冷寒冷，经常下雨。

大年初一，芊芊四处奔走，与妈妈告别。疫情给这个家庭带来了突然的打击。最让她愧疚的是她的父亲。因为担心妻子肺部出现小结节，他要求她在一月中旬做手术。她后来在医院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。

短短几天几夜，疫情突然严重，喧闹的武汉逐渐陷入停滞。截至1月28日，官方统计数据显示，湖北已有100人因感染死亡。

以下是倩倩的口述。

一、

妈妈走了。这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真实。

大年初一早上，爸爸打电话给我，让我给他送药。我拿出10瓶免疫球蛋白，想给父母一些。

我把药放在隔离楼大厅的一个地方，就走开了。爸爸来拿药了。临走前，他喊道：“妈妈可能活不下去了。”我很震惊。随后，他又发短信称，医院十分钟前打来电话，告诉她，母亲的器官衰竭了，正在抢救中。我很着急，试图联系我母亲的护士，但联系不上。

我又给爸爸发了一条短信，安慰他：“凡是失败的地方都不会发生，一定能救回来的，妈妈这么坚强，我们要相信她。”

他回答说：“不，现在救援只是走个形式。”

1月17日，我妈妈做了肺部手术后，我给她买了花。她很高兴。

我向父亲要了电话号码，可以告诉他这个消息，当我打电话给他时，他一直暗示我母亲快要死了。我只能哭着求他：“我什么都不要，我不在乎我有多少钱，请你用最好的药物、最好的设备来救我妈妈，没有妈妈我活不下去。” ”

几分钟后，电话又响了。医生郑重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份。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。医生说已经通知殡仪馆了，母亲的遗体很快就会被运走。我请求医生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就到了。他同意了，但让我远离母亲。

第一次给医院打电话后，我假装轻松地给弟弟打电话，像往常一样询问他的进展情况。弟弟早上5点就去医院排队检查。这已经是他去的第三天了。我哥哥说要两点三十分我才能去看医生。我没有告诉他救援的事。我弟弟最爱他的妈妈。

接到医院的第二个电话后，我哭了几分钟，又想了几分钟，觉得弟弟应该知道这件事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自己也很困惑，不知道如何应对。我担心我应付不了。

我打电话给弟弟，问他：“你想去我妈妈那儿吗？”他问怎么了。他已经排了一个上午的队了，他担心现在离开的话，就白排队了。

我一字一顿地告诉他：“兄弟，你要冷静，千万不要冲动，我们没有妈妈。”弟弟很害怕，他不相信。我不再说话了。我无法张开嘴，一开口我就会哭。刹那间，弟弟崩溃了，哭得很惨。他从来没有这样哭过。我也想哭，但是哥哥已经这样了，我不敢哭。我不断地安慰他。

我们想最后一次见到我们的母亲。一路上，嫂子和爸爸一直打电话给我，让我们不要去，太危险了。但我们不能不去。

右边的矮楼是我父亲被隔离的地方。我每天花两个小时通勤给他送药。

我先到了医院，手脚都在发抖。过了一会儿，弟弟也来了。他只戴着口罩，摇摇晃晃地冲向病房。我没能抓住他。妈妈还有体温。弟弟趴在妈妈胸口抽泣着，喊道：“还有心跳，医生，还有心跳。”医生走过来，看了看监视器。上面有两个零。病房里有三位阿姨，都在擦眼泪。妈妈的桌子上放着我们这么多天送来的饭菜，看起来根本没有动过。

弟弟哭得无法呼吸。那是传染病病房。我担心他的安全，只好把他拉了出来。

医生不想再对我们多说什么。他给了我们一份死亡证明，上面写着直接死亡原因是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”引起的“呼吸衰竭”。他说如果有问题他会再去医院，但现在他必须先把人送到殡仪馆。

我们只能离开，在楼下空荡荡的停车场等待。天开始下雨。半个小时后，有人推着裹尸袋走了出来。确认是我母亲后，我们跟着她去了太平间。我和哥哥一直在门口跪着磕头。这个地方没有经过消毒。我担心弟弟，只好又拖着他走了。

随后殡仪馆打来电话。我恳求他们等我们。我们一路加速，二十分钟就到了。他们递交了遗体处理承诺书，承诺书上写着“死者疑似死于重症肺炎”。

殡仪馆的人不让我们进去了，让我们签字直接离开。他还在抱怨，说那里已经有人了，情况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得多。

那里停着几辆车。我们认出了载母亲的车，跪下向车磕头。旁边还有三四个男人，也跪着哭泣。

车子开走了，我继续追。车开得越来越快，我追不上，我就停了下来，站在那里，气喘吁吁。天气很冷，我感到无助和绝望。

弟弟忍不住哭了。我冷静下来，很平静地告诉他：“走吧，赶紧把爸爸的药送过来。”我一直告诉他，我们其他人一定要过上更好的生活，不能再失去任何人。

二、

一月中旬，父亲担心母亲的健康，叫她回来做手术。我的母亲和我的祖母一起住在城外。她没想到手术后会感染病毒，但医院并没有为她提供任何特殊护理。我们很急。

在找父亲的半小时车程中，我一直告诉弟弟，你可以在这里哭，但不能哭到你的父亲和嫂子那里。你不能惹上麻烦。如果你责怪自己，你的父亲就会更加责怪自己。我们都是对的，为了母亲的健康，我们都要求她做手术。之前没有报道过这个消息，所以我们不知道感染会这么严重。

爸爸下来了，离我们很远，没有说话。我猜他一开口就会哭，崩溃。弟弟一直喊，爸爸，你把口罩摘下来让我看看。爸爸不理他。

我们把东西放在桌子上，走了很远，爸爸才来拿东西，拿完就走了。我妈妈确诊后，他就再也不让我靠近他了。见面时必须保持20米的距离。我靠近了一步，他后退了一步。他会猛烈地吼叫我离开。如果我不走，他会着急。当他着急的时候，他就会对我大喊，让我离开这里。我一直对爸爸很粘人，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对过我。

爸爸也很爱妈妈。 17日手术后，妈妈每天都痛苦不堪，日夜难眠。父亲悉心照顾她，每天几乎不睡觉。

1月21日，我和弟弟开了很长时间的车去看望奶奶。刚到不久，我们就接到电话，说我妈妈疑似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。令我们惊讶的是，我母亲的医院并不在汉口，我们一家人也从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。

我们很快又行驶了200公里回到了武汉。但爸爸很严厉，不让我们去找他们。当天下午，他们就从住院部的三人间搬到了单人间。 22日确诊。中午，医生说要转院到金银潭医院。但三个小时后，当我再次去找他时，他说不能转车，因为金银潭那边已经满了。我当时非常惊慌。医生安慰我说，这个医院也会有全国各地的专家来支持我。

我还是很着急，想找到他们。那时我就有一种感觉，我一定要见见我的父母，确保他们在。因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们才离开一天，事情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一想到隔离期间见不到妈妈，我就非常害怕。我担心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。

爸爸给我妈妈的病床拍了一张照片。

我问护士是否可以靠近一点透过玻璃看一下。护士非常友善。她一直提醒我不要进去，不要停留太久，要做好防护。透过玻璃门，我看到了爸爸。他当时很生气，做了手势让我赶紧离开。妈妈的床靠墙，所以我看不清她。护士把她扶起来，她很虚弱地向我挥手。

我一直在哭，爸爸一直在追我。我只能离开，哭着告诉他们要好好的，好好吃饭，好好就医。

后来我们得知父亲当时还没有确诊，他主动陪着母亲。这段时间，我们每天都面临着残酷的选择。如果爸爸当时没有被感染，他可以照顾妈妈吗？这个怎么选。妈妈刚做完手术，如果爸爸不照顾她，她可能上不了厕所，也吃不了饭。妈妈隔离后，医院规定不能再接受外卖，也不提供餐食。如果我让弟弟送饭，他就有被感染的风险。如果他不接生，我妈妈又要挨饿了。我到底该送还是不送呢？

1月20日，我们给父母送了饭菜和一桶鸡汤。哥哥拿来了年度优秀奖状，离妈妈隔着两张床的婆婆说很羡慕我们家。

我们没有时间考虑这个。我们只能给弟弟最大程度的保护。去送外卖时，他穿上一次性雨衣、口罩、鞋套和医用橡胶手套，然后用胶带将身上所有缝隙都封起来。

在我母亲的病房里，我父亲坐在这张椅子上过夜。

我母亲的病房有四个病人，我父亲没有地方睡觉，就让我们买了一张与马桶一体的凳子，他在上面坐了一晚上。 22号晚上，爸爸也考试了。

但第二天下午，我父亲不被允许陪我去传染病病房。爸爸拿着检查结果，坐在医院大楼里，不想离开妈妈。我说我去医院对面开个房间。从窗户可以直接看到妈妈隔离的那栋楼，直线距离有二三百米。我去了酒店，他们说他们不对公众开放。

23日晚上，我和父亲坐在两辆车里打电话。我透过车窗拍到了他在另一辆车里的照片。

爸爸看了检测报告，说结果是阴性。我想开车送他回家休息。他不想坐我的车，因为他害怕病毒。我们两个人只能一前一后地开车。中途他给我发信息说他被一个错误搞晕了，结果是阳性的。

他很伤心，更不敢和我住在一起。他一直问我要做什么，去哪里。我也很慌张，不知道该去哪里。

我先给了他一瓶500毫升的酒，是我早上在药店买的。我还买了一瓶喷雾花露水。爸爸倒掉花露水，倒入酒精，就可以当喷壶了。但我只买了一瓶，父亲坚持要和我分享一些酒。我们的车停在一条黑暗的小巷里，一左一右。我走过去，他摇下车窗。他没有说话，眼神示意我伸出手。我猜到了他的意思，然后脱下了橡胶手套。他把酒精喷到我手上，然后把剩下的酒瓶递给我。整个瓶身都被喷了。递给我后，他又在捏的地方喷了酒精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示意我赶紧离开。

回到车上，我们继续通过电话交流，讨论了一会儿该做什么、该去哪里。就这样过去了半个多小时。后来我告诉朋友，我们离得那么近，却只能坐在两辆车上，却不知道该去哪里，真的很难过。

爸爸最终决定去医院。他连夜去了另一家医院，排队直到凌晨才得到检查。第二天一早，他给妈妈带了早餐后，就去医院排队入院。

三、

爸爸拎着药和一桶咸矿泉水走开了，越走越远。我和弟弟对他喊道：爸爸，加油，坚强点。

他回头看了我们一眼，但还是没有说话。

从医院回来的路上，我发呆，哥哥多次提醒我刹车。我们决定让他看看酒店然后回我家。妈妈走了，我们需要彼此。

回到家后，我们把那天穿的衣服都扔掉了。我怕有人捡到，就用剪刀剪了。当晚9时30分，母亲确诊，弟弟独自前去检查。凌晨3点，他开车回家，在停车场睡了一夜。他害怕传染给他的嫂子和侄子。第二天，诊断结果出来了，但没有医院收治她。

我想保留妈妈为我做的橄榄油。

我和哥哥说，如果我们住在一起，我还能给你做饭，我自己也能吃得好。我们一定要坚强，不能倒下。

11月，妈妈来我家，帮我收拾屋子，还给我留了一张纸条，嘱咐我一个人要小心生活。

第二天我给弟弟做饭，但油桶里没有油了。我翻箱倒柜，找到了一瓶妈妈以前给我的橄榄油。我一个人住，她经常来看我。今年11月，她给我买了很多香料，还写了一张纸条，叮嘱我要谨慎生活。她还帮我扔掉了做蛋糕用的过期面粉。

我的妈妈真的很漂亮。她是医院里非常有名的美女。我的朋友们都羡慕我有一个如此美丽、如此爱我的妈妈。

我想永远保留这瓶橄榄油，所以我去超市买了其他油。在架子上，我看到妈妈最爱吃的酸辣粉，我蹲下来哭得说不出话来。

23日晚上，妈妈发微信说想吃手拉面包和酸辣面。我立即出去寻找，但超市已经关门了。我当时很伤心。妈妈身体很虚弱，最后她要吃点东西，但我却无法满足她。

我每天能做的就是不断拨打市长热线，报告母亲的特殊情况。但无论我打电话多少次，他们也只是说向上级汇报，并尽快回复。打电话三天了，没有回应。

我母亲去世后，我发现她说她找到了看护人，对我们撒了谎。她独自隔离后，我们非常担心，到处寻求帮助。有一次我给妈妈打电话。她呻吟着，抱怨伤口很痛，并恳求护士帮她打开饭盒。护士的语气很严厉。我妈妈很善良，但她一直在劝我。 20多个病人，只有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。他们也承受了很多的委屈和压力。

以前我并不觉得妈妈有什么意思，但当我再也得不到她的时候，我的感觉就像是在一个漆黑寒冷的夜晚，盖在身上的被子突然被掀开，我暴露在无尽的暴风雪之中。

这两天我经常偷偷听妈妈以前发来的语音信息。有一次，哥哥从后面走过，注意到了我，狠狠地打了我的后脑勺一巴掌。但我知道他晚上偷偷地哭了。

母亲去世的那天晚上，父亲不断地给我和弟弟发短信，告诉我们银行卡密码、手机密码、买了什么保险。所有乱七八糟的事情都被详细解释了。有时他会突然想起来，发一条很长的语音信息。我彻底崩溃了。我特别害怕父亲责备自己。他们是如此相爱。

他们也非常爱我。我母亲确诊后，他们不让我靠近她的隔离病房。 1月24日早上，我想给妈妈送手拉面包和酸辣面。嫂子很激动，不肯放我走。她说她已经出现了一些症状，如果她被隔离，我就得帮她照顾孩子。如果我们家五个大人都被感染了，孩子们会怎样？

最后我告诉她我的发烧也达到了37度以上。她立刻就崩溃了，不停地哭。我开始给各个地方打电话，了解政府采取了哪些支持措施。市长热线终于接通了。他们表示已记录下来并将向当局报告。他们给妇联打电话，但值班的只有一个人，他也不知道。无法拨打红十字会的电话号码。卫健委表示不知情。权利和许可。他们都让我拨打市长热线。我们惊慌失措，连120、110都打了，整个上午一个电话都没有用。

我嫂子用84%的消毒剂从早到晚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她还经常在家里喷酒精。给侄子准备食物时，她必须在手上喷酒精。她的手背因喷雾过敏而发红。

六岁的侄子什么都不知道。他认真地度过了寒假，过得很开心。我嫂子以前对他管得很严，不让他看电视。但现在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看电视了。如果孩子过来了，嫂子就会躲开，一直叫她别来，别来。

我从小就被宠着。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家庭需要我来支持他们。我觉得我是最后一道防线，我要保护我的嫂子和侄子。如果我摔倒了，我的嫂子和侄子就得站起来，我不想让他们承担这个责任。我嫂子真的很瘦。

和他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会刻意装出轻松的样子，或者告诉他们一些好的信息，比如哪些专家来了武汉，治愈了多少人等。但挂断电话后，我常常一个人在家哭到崩溃。

24日晚，封河前，我驱车前往汉口硚口购买救命药品。

1月24日晚上，我把酸辣粉和面包放到了弟弟酒店楼下，弟弟送到了妈妈的手里。我又开车去汉口买免疫球蛋白。市场上一瓶已经涨到800元了。

时间不多了。我开得很快，在锁江之前就赶到了家。回来的路上，我给弟弟打电话，问他在哪里。我们两个人实际上分别在一座高架桥的顶部和底部。我看了看手表，已经零点了。我刚刚意识到鼠年到了。

武汉完全没有过年的气氛。

我向弟弟说新年快乐。我看着车后座，心里很高兴。我认为我们度过了美好的一年。我买了很多父亲需要的很难买到的药。我妈妈还说她有一个保姆。

我想我们一家人很快就会团聚。